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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女人與一座城市餐飲連鎖總部設備的強拆困局
  本刊記信用貸款者_韋文潔
  多usb年前取得的千餘平方米的商業經營用房,在“武漢舊城改造,提升城市形象”面前不堪一擊,瞬間被夷為平地。被強拆隊伍毆打之後,房主章杏芳希冀通過司法程序來解決自己與政府之間的行政分歧,弔詭的是,持續了一年的訴訟始終處在審而不判的階段。
  也正是在此期間,武漢舊城改造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政府在收穫“光輝政績”的同時,帶來的不僅僅是每天一億元的債務,還吳哥窟有諸多的與章杏芳同樣的,不滿強拆的社會公眾。
  武漢上演的中國式拆遷困局,在外表枝usb繁葉茂之下,顯露危機。
  “現在我真是明白了什麼叫‘開門招商,關門打狗’的笑話了。”57歲的章杏芳在經營了近20年的公司門前唏噓不已,儘管這個公司如今看起來已經是一片廢墟。
  招商引資而來  舊城改造而去
  1996年,章杏芳與愛人在漢陽區永豐鄉五里墩村委會響應市政府招商引資的號召下,雙方經過協商:以引進人才的優惠政策,由章杏芳出資,在村委會規定的漢陽區五檀路建房經營,幫助村委會完成工業產值。彼時,招商引資是地方發展的重中之重,而地方政府也往往為招商項目大開綠燈,如同章杏芳的建房手續,在不到一周的時間里,就獲得了上級鄉鎮相關部門審批的規劃手續。
  章杏芳最初的生意,是投資100餘萬元進行糧食深加工,幾年的運行讓企業蒸蒸日上。2002年,武漢市搞髒亂差整治,趁此新契機,五里墩村委會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動員章杏芳擴大經營,並允諾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
  雙方簡短協商後就達成共識:經村委會研究決定,同意章杏芳對原有房屋進行擴建改造,一次性向村委會繳納10萬元土地出讓金,由原來土地租賃使用權變更為土地出讓使用權,2003年更新改造後的一棟四層樓房,經武漢市“雙登雙錄”(當時市房產部門對地面的房屋進行確權登記)確權為1141.76平方米。取得土地合法使用權之後,章杏芳將原來的糧食加工轉為服務行業,於2004年4月依法註冊了“武漢市漢陽區水鄉月洗浴中心”,2006年又依法註冊成立了“武漢江城永固水利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100萬元。
  從招商引資而來,到在漢陽五里墩村落葉生根,多年的打拼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章杏芳甚至想,未來就在這塊土地上養老而終。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各個城市的原有城建存在的棚戶區以及城中村等狀況,不僅影響著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質量,也在城市面貌上“有礙觀瞻”,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的舊城改造開始提上日程,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重鎮—武漢更是如此。僅在2009年,武漢城中村及舊城改造的拆遷量將達到1500萬平方米,全市重點工程徵地拆遷共涉及70多個項目,包括兩湖連通工程、武漢大道等一大批重點工程徵地拆遷,同時啟動33個城中村拆遷,實現8個城中村整體拆遷,完成11片舊城改造拆遷和23萬平方米棚戶區改造拆遷,被稱為江城史上最大規模拆遷。
  章杏芳公司所在的地塊,2009年8月被列入城市綜合體拆遷範圍,此時,一家名叫“瑞安拆遷公司”派人來,看過章杏芳的“雙登雙錄”確權認證書後說:“只要你有合法的經營手續,按‘雙登雙錄’規定,在本區域內住宅‘拆一還一’,經營場地均按國家政策補償,是什麼補什麼。”
  章杏芳為此挺高興。
  沒過幾天,“瑞安公司”又來了兩個人,把章杏芳準備好的有關房產和經營的一系列資料給拿去了。可過了幾個月後,拆遷單位又變成了五里墩村委會。然而,讓章杏芳詫異的是,同一棟房子,兩個單位答覆的補償標準卻差異很大。
  2010年“元旦”前後,五里墩村副主任肖長星和村辦公室副主任張雄來到章杏芳的公司,代表村委會和她夫妻倆商談對該公司的拆遷補償。
  村領導給出的拆遷補償是“拆一還一”,章杏芳沒有同意,最後商談不歡而散。
  據《武漢市漢陽區永豐街五里墩村“城中村”改造拆遷安置補償實施方案》中規定“依據2005年雙登雙錄確定的農業戶,半邊戶,農轉非,世居戶為‘拆一還一’的自然戶,戶的認定:原則上以戶口簿為基礎,已婚子女可認定一戶,住宅房屋按照戶面積300平方米以內,拆一還一,戶面積超過300平方米的,超過面積按照800元/平方米進行補償。凡利用自有住宅自己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營業補償標準為600元/平方米,補償總額不超過1.8萬元。”
  對於村裡的拆一還一以及相關補償方案,章杏芳和她丈夫無法接受的理由是:“首先,我們一家的戶口都在本轄區,有三個已婚子女;其次,我們是兩家企業,1000多平方米是商業經營用房,不能因為徵地拆遷而剝奪;再者,1996年五里墩村委會是以聯辦企業和引進人才把我們招進來的,我們為國家稅收、村民就業作出了貢獻,是村裡的有功之臣;此外,1996年建房時鄉鎮規劃部門審批手續也是經營用地。”
  章杏芳認為,既然城市拆遷中沒有對他們這種類型拆遷戶的相關規定,那就要因地制宜,按照國家對企業的拆遷政策進行補償,而不是以住宅房為標準。
  讓章杏芳沒想到的是,儘管談判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但彼此並未交惡,可在2011年4月13日凌晨0時30分許,公司突然遭到一伙“身份至今都沒有確定”者的打砸。
  這次打砸雖然過去了兩年,想起來至今仍讓章杏芳心驚肉跳。
  “他們打砸了公司的落地式玻璃窗及雙簧門之後,從一樓到四樓,所有配套設施和裝飾裝潢無一幸免,那場景比黑社會電影還嚇人。”
  噩夢並未只此一次,就在公司被砸一案尚無進展時,2011年5月2日,又有同樣一撥“身份未知”的壯漢將公司的供電設備拆毀。之後,隔三岔五就經常有人來恐嚇威脅,撬門砸鎖,防盜門不得不換了一次又一次。
  讓章杏芳憤怒的是:“公司每次被打砸後報案,當地的公安機關總有堂皇的理由不予立案,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武漢市漢陽區城市管理執法局,在2012年10月19日,給我們下達了限期拆除決定,說我們的房屋是‘違章建築’。”
  此時的章杏芳隱約感覺到,此前遇到的種種麻煩之間的彼此曖昧關聯。但面對漢陽區城市管理執法局的決定,章杏芳還是硬著頭皮向漢陽區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覆議,要求漢陽區政府對自己的建築是否屬於違章,進行認定。
  儘管被多次打砸,章杏芳還是相信法律,因為根據《行政強製法》規定,在行政覆議或者行政訴訟期間,不得對訴求人的房屋進行強制拆除。
  公眾面對強拆的衝突
  事態的發展卻讓章杏芳大失所望。
  2012年11月28日,在章杏芳尚未收到行政覆議決定書的情況下,武漢市漢陽區城管局、五里墩街道辦事處、拆遷辦等負責人帶領一百多名不明身份者,“在沒有任何法律文件,也沒有出示任何執法證件,更沒有通知產權人到場的情況下,對我的房屋實施強拆。當我孤身一人趕到現場,請他們出示證件時,便被人你一拳我一腳打倒在地,並用磚頭將我頭部砸破血流滿面(後來縫了數針),隨後在水泥地上拖來拖去,導致多處軟組織及肺部挫傷,肋骨骨折(後經法醫鑒定為輕傷)。”
  2012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在漢陽區信訪局,召開了一個有區委辦公室副主任陳俊敏、信訪局副局長、五里墩街道張高書記、郭副書記和維穩辦等領導及章杏芳一方五六個人參加的協調會,商討對章杏芳的房屋補償問題。在協商了一兩個小時之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章杏芳的治療費由漢陽區政府承擔。房子被強拆補償一事,區里責成張高書記具體負責處理,雙方找時間再談。
  2013年春節過後,章杏芳的丈夫如約找到街道辦事處的張高書記,兩次商談之後,最終五里墩村答應給章杏芳“一共800平方米的住宅,30平方米的門面”,對於村裡的讓步,張高書記勸章杏芳的愛人:“你的事業現在做得這麼大,在對待補償這件事上,要保持一顆感恩的心。”
  章杏芳的丈夫對“感恩”的說法感到荒誕:“當初拆遷時,村裡還承諾拆一還一。現在人被打傷了,房子被強拆了,則只賠800平方米,還要感恩,這不是笑話嗎?”
  五里墩街道辦事處的郭鐵軍副書記對本刊記者表示:“五里墩開發是武漢市16家試點之一,章杏芳不願拆遷是要價太高,而且她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和土地證。至於被打是因為拆遷過程中,章杏芳要用車撞城管執法人員,雙方發生了肢体衝突,才倒地受傷。我們希望她不要欲望太高,要有一顆感恩的心。”
  在漢陽區法院採訪章杏芳訴漢陽區強拆案時,分管宣傳的同志告訴記者:“負責該案的庭長正在開庭,不便接受記者採訪。”對開庭審理“近一年未判的原因”,該負責人表示:“該案案情有些複雜,正在審理當中。請當事雙方一定要相信法院,會依據事實,公平公正審理。”
  章杏芳的遭遇在武漢搭建的宏偉藍圖裡,並非少數。武漢市政府於2010年就被國務院批覆同意建設“中部地區中心城市”,但到了2011年底,武漢又提出對照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到了2013年初,武漢又提出了建設“祖國立交橋”、成為“世界城市”的目標。
  只是,在如此宏大的目標下,類似章杏芳的遭遇該如何解決?
  武漢市洪山區和平街武豐村的童斌同樣面臨房屋被強拆後的維權困局。
  童斌的維權記錄顯示:“2010年4月27日,我接到武豐村和武漢市泰德房屋拆遷代理有限公司聯名下發的無印章的房屋拆遷通知書。2010年6月,對方開始威逼住戶搬家,8月份開始斷電、停水。住戶無奈,報110和派出所,都說管不了。打市長熱線說調查,也無人管。2010年12月,有人到室內強搶貴重物品及現金,同月18日抓到幾個人,一起到和平派出所做了筆錄。2011年9月份,洪山區政府以書面協議形式,承諾在2011年年底解決我們家房屋等問題,等到年底,還是無結果。”
  無獨有偶,據人民網報道:“一網友家住武漢市豐達康莊小區,小區現有120戶住戶,由於土地被開發商收購,小區面臨拆遷,具體的拆遷工作由小區所屬磨山社區的實體經營公司磨山經貿有限公司負責。由於磨山經貿有限公司提供的拆遷補償太少,大多數住戶都不同意搬走,雙方因此一直處於僵持狀態。最近,拆遷方為了逼迫他們搬走,使出了各種手段,每晚放鞭炮不說,還時常從外面往住戶家中丟響雷、扔石頭,‘只要是有車的住戶,到了第二天車胎就沒氣了,他們還在每個單元門口放花圈’。小區居民不堪其擾,屢次找到轄區派出所請民警出面維持小區安全,可每次民警只是過來看看,並未採取實際行動。”
  建設大武漢下的雙重困局
  如果說,此起彼伏的類似抱怨,歸結於政策不清晰和具體執法過程中存在的毛躁,但對於一心打造“世界城市”的武漢來說,不得不面對另外一個危險的困局。
  據武漢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的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武漢的工地數量高達11012個,這座面積為8494平方公里的城市,工地密度達到1.3個/平方公里。
  國家財政部湖北專員辦也對武漢舊城改造引發的政府財政做過《對湖北省武漢市本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調查與思考》,該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餘額為2037.05億元,債務率已經超過美國最高警戒線的1.5倍。
  上述報告還顯示,武漢市2013年需要還本付息310.59億元,2014年則達到311.76億元,相當於最近兩年每天需償債1億元。在此背景下,武漢“城建攻堅五年計劃”資金壓力巨大—截至2013年7月底,這項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計劃,累計完成投資1873億元,還有6127億元仍然沒有著落。
  2013年和2014年是武漢市政府的償債高峰時期,其中,2013年償債規模為310.59億元,2014年償債規模為311.76億元,這就意味著,最近兩年武漢市政府每天都要償還大約1億元的債務。
  按照武漢市過往的償債經驗,財政性資金是最重要的來源,占到償債資金來源的90%以上。而2012年武漢市的財政總收入為2093億元,其中,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為828.58億元。也就是說,2013年和2014年,武漢市需要拿出接近40%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用於償還債務。
  武漢寧願冒著雙重困局的壓力,也在抓緊時間進行舊城改造,有專家認為是武漢在彌補過去錯失的機遇。有媒體報道稱:“武漢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光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過去我國提出的‘由沿海向內陸縱深發展’的階段,武漢錯過了很多發展機遇,目前提出的‘復興大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是恰當的。”
  數據似乎也表明,武漢在經過高峰期的大拆大建之後,開始趨於理性。2012年,武漢土地出讓金收入為949.9億元,同比增長61.2%,收益總額在全國排名第二,增幅全國第一;2013年截止到9月15日,武漢土地出讓金收入達到465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是降低的。
  有專家表示,隨著城中村改造工程接近尾聲,武漢可供出讓的土地正在逐步減少,拆遷成本卻在逐步走高。以最近拍賣的武漢精武路地塊為例,面積約為273畝的該地塊以90.1億元成交,樓麵價高達12617元/平方米,問鼎武漢總價、單價“雙料地王”,但該地塊拆遷費用就達到66.2億元,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空間正在縮小。
  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空間縮小,會讓章杏芳的拆遷困局,有破解的可能嗎?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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